不必为名人讳
避讳，是中国史籍中的一个独特景象。1928年，史学家陈垣先生写有专著《史讳举例》，对中国史籍中的避讳现象作了一次总结。
避讳这种特有的文化现象，也在当今的传记写作中蔓延开来。
在多种茅盾的传记中，写到茅盾东渡日本时，只字不提秦德君其人，似乎茅盾是独自一人去的日本，在日本又是独自一人生活。事实上，茅盾是与秦德君同船去的日本，后便与秦德君同居。两人的恋情与怨怼，秦德君已于80年代初在日本的汉文杂志上发表长篇回忆录，文化界的人，少有不知道的。
茅盾与秦德君的恋情，在茅盾一生中，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出茅盾以后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来源，也可以看出茅盾人性上的光彩和性格上的懦弱。然而，也许是碍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传记回避了这些内容。
《汪曾祺传》对汪曾祺晚年因《沙家浜》著作权被起诉一事只字不提。此前出版的《汪曾祺文集》收入了京剧现代戏《沙家浜》的剧本，该剧是由沪剧《芦荡火种》改编而成的，对此《文集》未予说明。《芦荡火种》作者的家属因此提出起诉。
《雷雨》剧本发表后，李健吾著文予以热情推介，同时指出，此剧是否受了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《希波里托斯》和法国作家拉辛的《费德尔》两剧的暗示。为此，曹李之间曾有过一番争论。然而，《曹禺传》的作者却将这段抹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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